| 苏菲的世界(四)中世纪━━1000年的黑暗时代
欧洲的中世纪 大概指公元400年左右至公元1400年左右这段时期,确切的来说是古代文明(古希腊古罗马时代)和现代文明(文艺复兴时期)之间的一个过渡。欧洲在这个时期,精神上,受基督教会控制,期间出现的不少同教会宣扬的思想不同的声音,则被视为异端,对异端教徒教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。政治上,交织着教皇和皇帝间冲突的不和谐音符。世俗的君主们拥有军队;教皇手中有精神上的武器。总的来说是封建专制极权统治。
因此,这个时期的哲学无可避免地带上了神学(基督教)的烙印,更甚者,哲学成为了教会实施精神统治与政治统治的一种借助。
神学(基督教)讲的是信仰、主观的体验,但哲学注重的是理性的思索、知识,两者是不同的两种体验。所以,如何将基督教教义与古代哲学不相悖的融合,是中世纪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课题。在当时的哲学家几乎认定基督教义就是真理的前提下。他们的问题在于:我们是否一定相信基督的启示?还是可以借助理性来探索基督的真理?希腊哲学家与圣经的记载有何关系?圣经与理性之间有抵触吗?还是信仰与知识是可以相容的?
圣奥古斯丁(354—430):将柏拉图加以“基督教化”
﹡世界是怎么来的?柏拉图的观点:世界是一向都存在的,物质世界背后必定有一个实在存在的“理型的世界”,“理型的世界”是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后、永恒不变的模式,是一切物质世界的来源。但是,圣经中却说是“上帝创造了人”,如何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融合呢?圣奥古斯丁的解释是:上帝自虚空中创造了世界,不过,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,那些“理型”乃是存在于神的心中的。
他把柏拉图所说的理型放在上帝的心中,借此保存了柏拉图有关永恒理型的看法。
﹡生命的一切从神的观点来解释。不再以古希腊的“人本主义”为标准了,而是一切“以上帝为中心”了。他更多的讲到人性中“恶”,认为“恶”是缘自于人类的不服从上帝,所以人类要不断的赎罪。他又认为,没有人是值得上帝救赎的,但上帝仁慈,还是决定拯救某些人,而这些人是事先注定,由上帝决定的。
人在上帝面前完全没有自主的权利,没有发言权,人成了上帝手中随意的玩具。人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。
当理性无法解释时,只好用信仰来解释一切了。
﹡“上帝之城”或“天国”。这个名称来自圣经和耶稣的教诲。圣奥古斯丁认为“天国”与“世俗之国”间的奋战是争夺对人的控制权。“天国”或多或少存在于教会中,而“世俗之国”则存在于各个国家,当时教会与各国不断互争主控权,“上帝之城”或“天国”后来成为教会的同义词。当时有一说法:“除教会之外,别无救赎。”
可见,教会完全参与到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去了,那么基督教义与哲学也就成了他争权的借助,为政治服务了。
圣多玛斯(1225—1274):将亚理斯多德加以“基督教化”
圣多玛斯把信仰与知识巧妙的融合,进入亚理斯多德的世界,以他的话来诠释圣经,是圣多玛斯最大的作为。
﹡自然的神学真理 圣多玛斯认为,哲学、理性这两者和基督教的启示与信仰之间并不一定有冲突。基督教的教义和哲学的道理,其实往往是相通的。所谓的“自然的神学真理”指的是一些既可以透过基督教的信仰,也可以透过我们与生俱来的理性得知的真理。
如“上帝确实存在”这个真理。用亚理斯多德的观点说是:用理性可以体认到我们周围的事物必然有个‘目的因’,也就是说万事万物存在、自然界种种循环变迁都有一个“目的”。圣多玛斯认为亚理斯多德的上述观点没错,但亚理斯多德只从一个理性的侧面来解释事物存在的原因,圣经则从另一个侧面来解释事物存在的原因即上帝创造了一切,只不过更感性罢了。圣经中的“上帝”也可以是亚理斯多德口中的“目的”。这两方面真理在一些重要的点上是互相重叠的、是并不矛盾的,只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罢了。打个比方,亚理斯多德的观点就像是闪电,圣多玛斯的观点是雷声,“上帝确实存在”这个真理是雷雨。 亚理斯多德的观点与圣多玛斯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告诉我们“上帝确实存在”就像闪电与雷声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要下雷雨一样。两者并不抵触,反而具有彼此增强的作用。
哲学在神学家眼中只是揭示了一部分的真理,更多的则通过神学(圣经)得以补充,尤其是当理性、知识无法解释时,神学便充当了万能解释者的角色。在圣奥古斯丁与圣多玛斯的努力下,中世纪,哲学与神学被牵强地融合在一起,新的所谓的哲学在当时政治斗争日渐复杂的情况下,不再是去了解神的奥秘,而是变成服从神的旨意了。哲学也就成了确立神学在思想上、政治上统治地位的借助了。
在中世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哲学抛弃了古代人文主义(古代人文主义更强调个人主义,以人为本,以人为出发点),而是以神为出发点来解释一切,这是一种倒退。教会对知识与教育的垄断也遏制了自然科学、医学、艺术的发展。
但通过教会,哲学家的思想、著作得以传扬,这为以后自然科学的复兴埋下伏笔。哲学与神学的融合也为基督教教义、希腊哲学的关系注入新的生命,是一种新的诠释。基督教让人遵守的教义,如《十诫》中的当敬父母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等也有助于维护道德秩序、社会秩序,形成新的向善的道德标准,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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